最近读了一本小说，是个美国人写的。小说写了一个智障患者经过医学实验变得聪明的故事，他从被人随意欺侮到成为绝顶聪明的权威人物，遍尝人情冷暖。只可惜他的智商没能持续太久，那个医学实验最终失败，他又变回了从前的弱智状态。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。
我想起学生时代熟读的《枕中记》中的类似情节，邯郸客店里，一个穷困书生遇到一个道士，道士取出青瓷枕让书生睡了一觉，睡梦中书生享尽人世繁华，醒来后却发现店主人的小米饭还没熟。也是一场春秋大梦。
弱智患者、穷困书生，还有那个活了一万多岁的“史前人类”，这些艺术虚构的角色和情节，都是世俗人类最深层欲望的投射。现实生活中的脑瘫儿不可能拥有高智商，一个穷小子不可能做场梦就咸鱼翻身，至于能活一万多岁的不死之身，更是天方夜谭。科技先进与否，都无法主宰这些。但人们往往痴迷于这些想象，试图从不可能之中获得希望与救赎，无疑往往成空，这成为他们更多痛苦的来源。
“在鸦片与糟糠之间，我宁愿选择后者。”
这句话我强调了一下，用录音笔说了两遍。
归根结底，我感觉自己是个不寻求极端变化的人，对一切随波逐流，多少年前那个坐火车奔向北京的无畏年轻人，已逐渐消磨在这的高楼大厦里。但这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乏味的生活，恰恰相反，我会毫不犹豫为值得的东西展开大冒险。我只是说，不愿觊觎那些注定拿不到的东西——我无意于在这里向各位兜售人生经验，这仅是一个平庸之辈的个人感受而已。
不过我一直没搞清楚的是，那个曾与我在办公室沙发上激情做爱的女人，究竟属于糟糠还是鸦片？
就在脑袋想的发疼时，我又见到了曾在会议室里的那两个陌生人。那天我刚在街上游荡一天回家，还是一高一矮，老者脸上的沟壑如同昨日刚见过一般。他们站在公寓门口，似乎等了很久，见到我时表面上客客气气，一幅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我也不多说话，请他们完全自便。
他们先是呆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，有意识地避开我，好像在讨论什么事情。算起来这是我第三次看到他们了，对这次的突然登门，我原本想发点脾气，因为感觉自己就像一件博物馆的展品，无需预约随时便可前来参观。但想了想还是算了，冲他们大吵大吼又有什么用呢？他们也许只是奉命行事，那么做只是徒费精力而已。
过了大约十分钟，他们敲门走进了我的房间。
锅盖不知道什么时候躲了起来，它对我新搬的家还不是太熟悉，正处于到处试探阶段。我给两人端上热茶，他们客套地说了几句话。然后我坐进他们对面的沙发里。
房间里一阵短暂的沉默，我们都在等对方先开口。
“李博士，你们给我的时间太短了，我暂时没什么好说的。”我说道。
那位老者微微点头，“的确如此，不过我们还是十分担忧你的状况。”
我淡然一笑。
老者的博士头衔具体研究的是什么，我并不知道。上一次见面时，我听旁边的人都如此称呼他，态度甚是恭敬，就学了过来。坐在旁边的那位高个子，不出意料是他的助手，这个人前倾着身子一动不动盯着我，生怕漏听了什么似的。
“这件事对你的冲击，可能是颠覆性的，我们十分理解你的处境。你知道，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你。”李博士继续说。
“这只会让我感到不自在，我应该还有表达’感受’的权利。”
“当然”。
“直到现在我还有点不敢相信，刚才给你们递茶时，仔细点能看出我的手在发抖。”
“这事落在谁的头上，可能都一样。”
“那为什么是我呢？”
“这个问题你上次已经问过了，抱歉。”
我感到无话可说。
李博士呷了一口茶，又放下了。
“看你现在的状态，让我对自己过去几十年从事的东西倍感骄傲，这是从工作的角度。从我私人的角度来说，我承认你的不幸，尤其搞乱这一切的完全是个偶然事件，这对你并不公平。”
“公平？要谈公平，你不应该对我说。我最好的朋友因你们而死了。”
“这的确是我们的疏忽，我们不会推卸责任。你放心，他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有人安排好了。眼下主要还是你。”
“你们不来打扰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更好点。”
“我也是这么和上级说的，但很遗憾，他们比我着急的多。不过我会向他们转达你的意见的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”
见我没有反对，旁边他的助手打开了一台形状怪异的小型仪器。
房间里顿时有了一阵“滋啦滋啦”类似电流的声音，然后机器上的一个蓝色光源开始闪烁，李博士轻轻示意我，是否要面朝蓝光的方向，我照做了。
整个过程持续了好一会儿，由助手不时操作着机器，李博士则站起来抱着胳膊注视着我。最后听到“咔”的一声，蓝色光源熄灭了，眼前的两人都松弛下来。
“目前看来没什么问题，万幸！”李博士出了一口气，有点激动地说。
他的助手一边收拾着仪器，一边随声附和。
“你们可以回去交差了”，我伸出右手准备和他们告别。
李博士先握了过来，他的手很有温度，能感觉出上面爬满了纹路，他稍微用力握了握，“希望下次见面时一切如常。”
“我倒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见面。”我目送他们下楼，一高一矮两个身影很快消失在视线里，折腾了这一阵，我感到有点疲倦。
北京的冬天已经来了，寒风刮过窗棂，呼呼作响。应该马上会有一场大雪降下来，路灯照亮了路面，行人变得稀少。我回到房间招呼锅盖，它仍然一直没有出来。
该怎么解释发生的一切呢？
我现在辞去了工作、父母无影无踪、大拿冰凉的尸体如在眼前，至于心爱的女孩，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去寻找她。我觉得一切糟糕透了。几个月前，我还沉浸在北京巨大的燥热里，喝酒、赛车、搭讪，在公司扮演道貌岸然的前辈，在父母面前抱怨他们的啰嗦——就和无数的普通人一样，我过惯了这样的日子，从没想过它会以这样的方式被改变。
我连搬了两次家，是想摆脱些什么，但事实证明无济于事。李博士总能找到我，他没有告诉我是从哪里知道我的地址，或许在他看来这无足轻重，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。起初我非常抗拒，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们见面，他们算我的什么？我是应该像故友重逢那样喜悦，还是像陌生人一样虚伪客套地接触？更或者，我如果把糟糕的一切归咎于他们，是不是要把仇视摆在脸上呢？
我没太想明白这些问题。
能带给我些许慰藉的，可能就剩下锅盖。它已经长大不少，尾巴又粗又长，肚子圆滚滚的，由于绝育手术做的早，腮帮子没有发起来，仍然是一张小巧的猫脸。相比刚抱来时，它对我友好多了，但能感觉到仍保持着必要的距离，既不过分亲昵，也不绝对冷漠。我适应这样的相处模式，搬家时一度闪过要不要舍下它的念头，恰巧犹豫时它冲我“喵喵”叫了几声，我的心瞬间软了。
总编对我的突然辞职大惑不解，约我喝了两顿大酒，苦口婆心地劝说。他以为我找到了什么更高薪的工作，承诺可以提高薪水，还说我干的这么好，将来他的位置甚至都可能是我的。他想找到背后那个真正的原因，但没什么效果，这让他十分沮丧。他灌了一大口龙舌兰，点了支烟，用夹着烟的右手大拇指使劲挠了挠额头，长长的发出一声，“唉！”
我尽量保持着克制，告诉他并不是想象的那些理由，并且发自肺腑地承认自己热爱目前的工作，但是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心乱如麻，不可能心无旁骛的工作。我敬了他杯酒，“你一向知道的，我可不想尸位素餐。”
“好吧！”
这个大肚子的男人摇摇晃晃走出凌晨的酒吧，我替他拦了一辆出租，看着车子慢慢离去。我深呼吸了口微凉的空气，第一次去认真感受肌肉的扩张和收缩，又低头看了看胸腔的起起伏伏，感觉这一幕如此美妙。“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注意这个呢？”
我还见到了大拿的父母。他的母亲满头花白，目光迟滞，父亲搀扶着她站在一旁，沉默不语。殡仪馆里的哀乐一遍遍播放，整个大厅里空空荡荡。我的腿上打着绷带，但忍不住要跪下来，希望得到他们的宽恕。我再次痛苦地自责，认为自己与大拿的死脱不了干系。当时如果注意力再集中一些，那辆飞驰的车就不会翻，大拿就还能活脱脱地站在我面前。这样的煎熬，我毕生从未经历。
在公司帮大拿收拾他的办公桌时，我看到了一张自拍的照片。照片里的人做出鬼脸，冲着镜头大笑。背景是一座浮桥，他倚在摇晃的桥索上，仿佛马上就要转身朝桥的那头走去。照片背后写了一个日期：2060年7月3日。我回想了下几年前的那个时间，当时大拿应该刚从别的公司跳槽而来，入职那天，他的业界传说加上自来熟的性格让他大大成为焦点。他和能见到的每位女同事热情打招呼，有人忍不住偷偷笑他，这位“摄影大神”却全不在意。他的工位和我隔板相对，抱着一大包东西前来就坐时，大大咧咧地冲我说，“我新来的，多多关照啊！”我点点头回应，让他别客气——这小子压根就没怎么给我客气。就这样，我们成了同事。
一晃几年过去，所有这些都成了往事，我们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我想起两个人那些曾经的疯狂行径，咋咋呼呼，真是快乐。现在看着空空的办公桌，以及周末空旷的办公室，越发察觉到人世无常，来来去去不过如此。
我也许该换个活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