恐吓电话是在凌晨一点打来的。
那会儿我的下巴正火辣辣地疼。几分钟前，一把锋利的剃须刀鬼使神差地割破了那个地方，血水溅的半个洗手台上都是。听到手机在桌子上“嗡嗡嗡”响个不停，我有点心烦气躁。
伤口已经差不多处理好。我快步走出卫生间，电话仍然没有挂断的意思。我瞟了一眼，是个陌生的号码，顺势摁下了接听。
一个比剃须刀还生硬的语气传了过来。我顿了几秒钟，很快听出对方的意思。那头应该是个中年男人，他警告我不要再继续手上的工作，趁早滚出琉璃镇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听到这里我一阵热血上涌，毫不客气地回敬了几句，把手机“啪”的丢在桌上。
对这一套我已经见惯不怪。几个月前，有人还发来一条短信，声称要在半道上修理我一顿，让我小心点。结果当然什么都没发生，我感到有点好笑，这些人太会虚张声势了。
不过这个电话让我精神起来，打开电脑，一篇未写完的调查稿子躺在文档里，便决定连夜赶下工。四周十分安静，这个时间小旅馆里的人都已睡得昏昏沉沉，事实上也没多少住客，除了一台老式空调喘粗气般的声响，再没什么能叨扰到人的思绪。
我是北京一家新闻网站的记者，半个多月前来到这里。来之前总编丢给我一个线索，说是琉璃镇的采矿工程有猫腻，有人向媒体匿名发了爆料信，希望去实地调查看看。我接受了。琉璃镇虽偏远，在新闻界却大名鼎鼎。过去几年，因为采矿生意一夜暴富的故事在这里上演不少，弹丸之地吸引了大批外来者淘金。但钱没那么好赚，几方势力在这里搅作一团，互相拆台干仗，一度时不时弄出个大新闻，琉璃镇也彻底出了名。
现在是采矿的淡季。也许矿工们厌恶夏天吧，他们会像候鸟一样，在一年的这个时候飞走，四处潇洒，到天气爽快时再从四周冒出来。那时人群便挤满街道，琉璃镇也展现出最粗野的样子。
我选了一家不算起眼的旅馆落脚。这是一栋灰色的二层小楼，外墙甚至脱了皮，掩在沿街的一溜建筑中。我背着包推门进去时，前台坐着一个胖大姐，上身穿一件黄色V领衫，正在嗑着瓜子刷手机。也许正在兴头上，头都没有抬一下。听到我问话，她眼神才从手机上挪开，一边上下打量我，一边办理起住宿手续。
“你是记者吧？”她递给我房卡，冷不丁吐了一句。
“你看我像记者？”我有点意外。
她掸了掸桌面，把瓜子壳拢成一堆，脸上笑吟吟的。
“记者都像你这样。”
“那你可看错了。”
“可能吧。”
“我来谈项目的。”
“不太像。”
“老板派我来的。”
“那你们老板肯定也是个文化人”。
“老板要听你这么说，他会笑掉大牙的。”
她哼哼两声，示意我楼梯在另一边，我也报之一笑，拎起包朝楼上去了。
接下来就是在镇上到处闲逛。我想找当地人聊聊采矿的事情，但多数人都是扫我几眼，说不了几句话。后来从一个出租车司机那里，才听到一些传闻故事。而向他打听过的绝不止我一个——还有闻着味道从各地前来的记者同行。我也突然理解了旅馆那位胖大姐为什么说我像记者，估计她已经被问过太多遍类似的问题了。
我的调查不断有突破——琉璃镇还不至于有什么势力能够一手遮天。其实爆料线索背后的事情并不算复杂，无非是一个采矿老板和某个镇领导之间的蝇营狗苟，被人红了眼告发。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被作为了一杆枪，但仍不得不扣动扳机。不过要命中到什么程度，还是可以酌量发挥的。至于躲在暗处的某个人是如何得知我的电话号码，这并不奇怪，我当然不想惹上什么麻烦，但这已不是自己所能左右。
等我把整篇稿子写完，天边已经泛起亮光，脑袋还有些亢奋。一直以来，我似乎都要比一般人更禁得住熬夜，从小到大都是如此。父母一度以为我的神经出了问题，特意带去医院看过几次，但医生也说不出究竟。等到干了记者，这个行当简直和熬夜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于是我不止一次地宽慰他们，自己可能天生精力旺盛，母亲却担心我会因严重睡眠不足而猝死。但这次情况有点不同，也许是熬了一个通宵，一股猛烈的睡意很快赶走了我的亢奋。我合上电脑盖子，推开丢着几根烟蒂的烟灰缸，去卫生间撒了一泡尿，便倒在床上呼呼睡去。
两天后，北京。
穿过这个超级都市的薄薄晨雾，我在早高峰拥挤的人群中来到办公室。办公室空无一人，今天我约了总编，当面向他汇报琉璃镇之行。我坐在位子上，面前是一整排黑着屏幕的台式电脑，虽说科技发达了，但这玩意儿还在“折磨”着记者们。我不禁暗暗感慨一句。遥想多少年前就有“记者将被机器取代”的讨论，然而这个行当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，人类完全可以骄傲地宣称，自己仍然是文字的主宰。我也十分庆幸这一点，至少如此才不会丢了饭碗。如果真的被机器压过一头，那就太悲哀了。
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打算申请休假。总编已经看过琉璃镇的稿子，他大大地表示满意。我认为这是一个颇为合适的时机。根本原因则在于，最近我突然厌恶了写字，尤其用电脑敲的指尖都开始生疼。我厌恶了接连不断的选题，厌恶了听采访对象的啰里啰嗦，厌恶了去写那些真假莫辨的故事，如果再不扔掉键盘和笔，感觉自己很快就要发霉了。因此在保住饭碗的前提下，我得透口气。
八点十分，总编摇晃着肥大的身躯走了进来。他五十多岁，有些谢顶，但聪明过人。我们开门见山，聊了几句琉璃镇，但很快发现他兴致不高。他告诉我这几天和妻子吵架了，家里鸡飞狗跳，巴不得逃出那个是非窝。我摊了摊手，坏笑一声，表示对此无能为力。他警告我不要太得意，说早晚会有一个女人把我教训得服服帖帖。他说这是中年男人的痛，年轻人不会明白。我当然理解这种痛，虽然还没有亲身经历，但听身边的男男女女无数次地讲述，早已丝毫不感到神秘。为了早点争取到假期，我不失时机地打断了他的大倒苦水，否则这个美好的早上就要被葬送掉。可怜的总编挥了挥手，大度地批给我十天假期，然后告诫我青春宝贵，千万不要浪费。
听到这里，我从斜靠着的桌子边沿挺起身，说这句话从你嘴里讲出来太油腻了。他作势要踢我一脚，但失败了，然后说赶紧滚蛋。
我来到了大街上。夏日的气温正在逐渐升高，路边有一排枝叶茂盛的高大树木，阳光透过叶子间隙照下来，在地上形成一片片阴影。马路上车辆很多，长久困扰着这个城市的拥堵难题至今未解，它们行动缓慢，动不动就亮起一片红色的尾灯。我感觉自己很久没有这样闲下来了，以至于盯着过往的行人和车辆都兴致勃勃。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规划这个假期，一时间有点无所事事。快经过一座过街天桥时，突然想起村上春树笔下的那些都市颓废男人，他们不去工作，没有稳定收入，外貌也算不上英俊。但在作者的刻意安排下，他们总能尾随到下夜班的漂亮姑娘，或是和一个有夫之妇展开一场激烈刺激的邂逅，结局往往是某一方突然消失，徒留另一个人怅然若失。“太套路了”，想到大学时期自己曾沉迷于类似的故事情节，简直不可理喻。
原本今天剩下的时间，我是打算开车在城里兜兜风的。北京是座巨大的城市，基建无可挑剔，俨然一件披着现代外衣的古老艺术品。形形色色的人大杂烩般汇聚于此，虽然表面上不是那么繁华，但不同的人总能找到各自所属的部落，相安无事。白天，它是一个快速飞转的陀螺，到了夜晚，又摇身变成灯红酒绿的欢乐圣地。这里冷酷又迷人，既勾引，又拒绝，牢牢拿捏着身在其中的人们。
然而那辆老式R6几天前遭遇了事故，前翼子板的位置被重重撞击，车门凹进去一大块。所幸没有人受伤。我把它勉强开进维修店，估计这会儿修理工正晃着扳手一通操作呢。我只能拐过几个街角，走到距离最近的地铁站，搭地铁回到自己的公寓。
我是在“锅盖”弄出的一阵声音中醒来的。
模糊中它似乎是在用爪子挠地板，“吱吱啦啦”的声音在卧室听的清清楚楚。我抓起手机一看，下午六点，自己已经睡了大半天。我猜它一定是饿了，因为早上出门匆忙忘记添加猫粮，它正在疯狂提醒粗心的“主人”。
锅盖是我买来的一只蓝白英短，当时花了三千块钱。我一直记得那个情景：宠物店的笼子里只剩下这只出生一个月的小猫，它看上去有点胆怯，蜷缩在笼子的一角。店老板很老实地说，当天来了几波看猫的顾客，不过没有人买下它。我也是路过时突发异想，才走进宠物店闲逛。这只小猫很快吸引了我，“你看它多可爱呀！”店老板在一边帮腔。于是我想，养一只猫也不错，起码可以打发一些时间，毕竟在北京太容易感到空落落了。我走近笼子，想仔细看一看它，然而猫退却了。它看上去十分警惕，炸着毛，一根根的。店老板说今天太奇怪了，之前来的那些顾客，这只猫从来没有像这样感到害怕。它甚至还会主动凑上前，和人类打打招呼。而我的到来似乎让它感到不安，“你回去调教调教，慢慢就好啦！”
这是个有意思的挑战。当时我觉得，至少它比绞尽脑汁写一些平庸的稿子好玩多了。我便和店老板讨价还价，最后他做出一副忍痛割爱状，成交了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走了两公里，才给它起了这个无厘头的名字。
刚开始我小心翼翼，生怕小东西不喜欢新家的环境。我用大纸盒临时给它做了一个窝，在前面摆上从店老板那里买来的猫粮，再放上一碗水。锅盖仍然紧张，它缩在纸盒里一动不动，我得半蹲在地上俯下头，才能看到它一颤一颤的尾巴。
小猫这种物种似乎比较黏人，一个女同事天天在办公室夸张地讲，她的猫在小时候经常会跳上床，趴在胸口睡大觉。你赶都赶不走。每每说到这里时，她得意的哈哈大笑。但很显然，锅盖并不是这样。它会吃我准备的猫粮，但每当我靠近想要抚摸一下时，它就迅速逃开，躲在一些不易接近的角落，两只眼睛圆溜溜地盯着我。起初我有点生气，这只猫仿佛只是把我当作喂食器，除此之外再没别的。但慢慢我也习惯了，不会再强求去靠近，我与猫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——我们只是一对合租的室友，共享一套公寓，但泾渭分明。我的投喂并不是一种恩惠，只是自寻的义务罢了。
我打开房门，屋子里一片灰暗，夕阳的光线已经消失。摁下墙壁上的开关，眼前顿时亮堂起来。锅盖钻在桌子底下，看不见它的脸。往饭碗里一瞅，果然已经空了。我走到装着猫粮的袋子旁边，用力晃了几下，猫无动于衷。“真是多此一举”，我苦笑道。很快食物和水都准备好，我知趣地走到一旁，去摆弄墙角的那架宝碟黑胶唱机。我用眼角瞥见锅盖小心翼翼走出来，然后开始大口大口地享受美食，有几粒还从嘴缝掉到地上，蹦蹦跳跳发出声音。看到这里，我残存的一点睡意也全部跑光了。